近日，我又重新读了一遍林语堂先生的《苏东坡传》，这已经是我第三遍阅读此书了。

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，是林语堂在原序中对苏东坡的评价：“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，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，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，是散文作家，是新派的画家，是伟大的书法家……”

我不禁感慨：苏东坡真是一个旷世奇才！这么多领域，普通人哪怕能涉足一二，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，但是苏东坡在每个领域都不是浅尝辄止地涉猎，而是有自己独到的研究和独特的贡献。

对于这样的伟大人物，你一定会认为，他是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。然而事实恰恰相反，苏东坡的一生，伤痕累累，风雨飘摇，几经沉浮。

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的“乌台诗案”开启了他的被贬谪之路。然而，他一生的伟大成就，也正是从“乌台诗案”之后才真正开始的。从监狱里走出来的苏轼，带着疲倦与绝望来到了黄州。刚到黄州时，他生活极度艰苦，而且“亲朋无一字”。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和极端的凄苦，让他开始了深度的思考、反省和觉悟。在垦荒种地中，他完成了由苏轼到东坡居士的转变；在游历山水中，他完成了自己与黄州的双向选择。他在黄州写下《前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既提升了黄州的历史地位，也升华了自己的心性境界和做人格局。

杭州与苏东坡也有着颇为深厚的历史渊源。元祐四年（1089年）七月，苏东坡任杭州太守，时年52岁。在杭州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，他给全城落实了公共卫生方案，包括一个清洁供水系统和一家病坊，又疏浚了运河、修建了苏堤、稳定了谷米价格。

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十月，苏东坡跋涉千里来到惠州。他是被贬谪到广东大庾岭以南的第一人，却在此留下了无比明快的诗句：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

绍圣四年（1097年）七月，苏东坡来到海南岛儋州，这是他被贬得最远的地方。然而，苏东坡却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，为当地百姓办了许多实事：开凿泉眼解决饮水难题，探索科学治病方法……尤其在教育方面，他的影响深远。自苏东坡兴办学堂起，读书求学在海南蔚然成风。据记载，从宋代到清代，海南共有举人767人、进士96人。

为什么在如此坎坷的境遇中，苏东坡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呢？我想，关键就在于他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——“一蓑烟雨任平生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——这也是我读《苏东坡传》的最大收获。